长城双核时代落幕 王凤英请辞副董事长

  　　 1月23日，周日，置办年货的最后一个节点。当人们的心已经提前飞向虎年假期时，长城汽车发布的一纸公告，瞬间把大家又拉回到了硝烟之中。

  　　“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王凤英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，王凤英女士因工作需要申请辞去公司执行董事、副董事长及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，王凤英女士将继续在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。”

  　　30年来，外界已经习惯了由魏建军和王凤英挑梁的双核长城。虽然在声明中，长城汽车特地写明王凤英与公司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，长城汽车公关部也特地说明“这只是董事换届，上市公司很正常的操作”，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，对于这家企业来说，王凤英的职位变动，无疑是长城双核时代的落幕。

  魏建军身前的女人

  　　1991年，大学刚毕业的王凤英加入长城汽车。那时候的她21岁，魏建军也不过才26岁。虽然成名后在介绍自己当初的选择时，她表示来到长城是因为看不惯国企论资排辈，小单位又不愿意去”，但当时的长城汽车无疑就是一个小公司，员工不过数十人，资不抵债。

  　　相比起上海、广州、长春、柳州、重庆等城市，保定确实缺乏汽车基因，早期长城汽车所招聘的员工，大多是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农民，会开车的都能算是技术人员，好容易“逮住”一个大学生，自然是无比珍惜。王凤英也确实是有能力，加盟仅两个月，就晋升为经理助理，并于两年后被破格提拔为销售总经理，全面负责程长城汽车的销售工作。

  　　1993年，在家族企业的前桥和悬架制造技术的基础上，魏建军通过收购底盘，“攒”出了长城汽车第一批轿车产品，定价不过几万元。当时的产品质量很差，送车员必须掌握修车技能，送一路修一路，等送到客户手里，车基本也就修好了。

  　　但正是这批轿车，让长城汽车赚到了整车业务的第一桶金。但好景不长，1994年，国家颁布《汽车工业产业政策》，开始对轿车生产实施目录化管理，对造车进行了明确限制。而当时的长城汽车，不仅没资格挤入这个目录，其改装轿车也因质量问题陷入纠纷，甚至被当时机械部部长点名要求严查。就这样，刚刚在整车制造业务尝到甜头的长城汽车，就陷入了绝境，生产经营停滞，员工人心惶惶。

  　　为了求生，魏建军远赴国外寻找出路，王凤英则在内安抚军心。前者在美国和泰国街头看到了满大街的皮卡后，萌生了转型皮卡从而绕过轿车生产资质的想法。1996年，长城研制出了第一代皮卡产品——迪尔。在那个捷达卖14/15万元的时代，长城则将迪尔皮卡的价格标定在4-6万元，意图通过性价比打开市场。

  　　产品有了，其余的压力就都来到了王凤英这边。那时候的汽车市场尚未成熟，没有现成的销售经验可供学习，一切只能靠摸索。在去年上汽奥迪宣布采用“代理制”销售模式时，外界不少人都认为这是传统主机厂深度学习新势力而产生的新模式，殊不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代理制就是汽车行业的普遍销售模式，只不过当时的名字叫“代销模式”。

  　　在这种模式下，回款风险极大，长城这种当时规模还很小的企业非常吃亏。按照当时的单车利润率，长城每卖20辆皮卡才能赚1辆皮卡的钱，假设有1辆皮卡无法回款，前面的19辆车就白卖了。为了保证现金流正常运转，长城开启了盯人模式，每台车都安排有专人“盯防”，长城的业务员牢牢把控着车钥匙和档案，代理商卖出一辆车后，必须第一时间把钱打回长城总部，收到钱后长城的业务员才会把下一辆车的档案和钥匙交给代理商。

  　　长城的这种“代销模式”很有效，但也很笨。主管销售的王凤英明白，不改变代销模式，长城的规模就永远上不来。于是，她从家电领域借鉴来了经销商模式，各大经销商需要先交钱，才能提车。这一改动，使长城汽车销售规模迅速扩大，1998年，投产两年后，迪尔皮卡打败了老对手田野，以及一系列海外品牌车型，一跃成为全国销量冠军。

  　　从这时候开始，长城汽车正式走出了阴霾，王凤英也在这次的历练中证明了自己，魏建军+王凤英，开始成为外界眼中的一对固定搭档。早期的魏建军，对于应付媒体、公开露面这种事是较为抵触的，这方面的工作大都交给了王凤英，因此后者也逐渐成为了站在魏建军身前的女人。

  “车神”间的争论

  　　魏建军从小家境优渥，虽然不是巨富之家，但在保定这一亩三分地上，也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早在20岁生日的时候，他就拥有了人生第一辆车——二手拉达。虽然后续接受对话时，他曾形容那辆车除了喇叭不响，其余哪都响。可那是1984年，一般家庭连自行车自由都没能实现，他就能开着自己的生日礼物去机场漂移了，“保定车神”的名号就此诞生。

  『“保定车神”魏建军』

  　　可对于“车神”这个称号，长城员工似乎更认可另一位——王凤英。为了在销售过程中了解旗下产品，王凤英每周都会抽出固定时间进行试驾，不光自家旗下的产品，也包括竞争对手的车型。据说在过去的30年中，她几乎试驾过全球所有的汽车，因此，长城员工也给王凤英起了个外号——“长城车神”。

  　　两位“车神”，一对搭档，性格都无比强势。魏建军不必说，作为企业一把手，笃信军事化管理，训起人来毫不留情。而王凤英此人也并不柔软，至少在工作时间是这样的。她曾公开表示，自己从不在企业内部交朋友，据说她去经销商处检查工作时，只看营业员的表情，就能猜到问题所在。

  　　两位强势的人，在工作中擦出点火星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。第一次“擦走火”是在21世纪初。彼时长城第二款皮卡赛铃已经投放生产，并取得了极佳的销量成绩。而长城汽车的死对头保定汽车制造厂正因为自己一时冲动投资5亿元建设的新厂区而现金流捉襟见肘，逐渐走向衰败。

  　　此时的王凤英，却和魏建军提出了“建立专营店和售后服务，给皮卡用户提供买轿车一样的服务”的想法。魏建军大为不解，达成上述目标就意味着要花一大笔钱，保定汽车制造厂的例子就摆在眼前，如今长城刚刚缓过来，难道就要自寻死路？

  　　为此两人展开了辩论，辩论的上半场，以王凤英的惨败宣告结束。但她并不认输，直接找来了中山大学的卢洪泰教授来给魏建军上了一课，终于将其说服。这种模式也让长城的皮卡销售走向正轨。虽然按照当时的政策，皮卡不能进城，但至少在全新的服务模式下，长城的皮卡没有那么“村”了。

  　　第二次“擦走火”源于轿车。时间来到了2005年，这时候的长城，除了在皮卡领域继续远行，在SUV领域也凭借赛弗(参数|询价)、赛影等SUV车型，终于把汽车业务做进了城市，不断刷新着自己的销量纪录。

  『赛弗』

  　　业绩蒸蒸日上，王凤英的脑子也愈发活泛起来。她率先将目标瞄向了轿车，因为一个整车企业若没有轿车，永远也无法跻身主流。但对此，魏建军却不以为然。经过王凤英的多轮劝说后，魏建军终于被说动，但关于第一款轿车应该怎么做，两位“车神”又出现了矛盾。

  　　在魏建军看来，轿车一定要强调性能，他甚至亲自驾驶车辆玩漂移以打动消费者。可在王凤英看来，购买小型车的消费群体对于性能的看重程度应该远低于性价比，高性能必然会带来高成本，这笔钱必然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，从而影响销量。

  　　可惜这次，魏建军没有再屈服。2008年，这款轿车产品精灵正式上市，但市场反响远低于预期。面对着这次失败，魏建军把责任甩给了王凤英：“杠杠硬的产品交给你了，没有卖好，就是营销的问题！”

  　　王凤英则毫不示弱地反驳：“营销只能做锦上添花的事，营销不能颠倒黑白，营销也不是无所不能。”最终，权威机构的市场分析报告出炉，魏建军这才看见了问题所在。在2010年，长城汽车总部前树立了一块被称为“前车之鉴”的石头，上面刻着的文字也算对谁是谁非作出了评判——2007年，因为顾客价值识别不充分，导致精灵车型定位不准确。

  　　第三次“擦走火”，是在长城汽车真正发展壮大之后。经历了30年的努力，长城早非以前那个员工不满60人的小企业，资金流也变得越来越充裕。“公司的现金流很充裕，我看着都着急，但魏总就是专注于汽车行业，不愿意介入其他行业，哪怕是单纯性的投资也不愿意做。”在某次接受媒体对话时，王凤英如是说道。

  　　很显然，在这次争论中，魏建军到最后也没妥协。对于老板的坚持，王凤英也给予了理解和肯定，“女人比较容易受到诱惑”“魏总有知道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的大智慧”。

  　　在长城汽车跻身头部车企行列后，王凤英对外露面的次数开始逐渐减少。当时曾有长城汽车内部高管向汽车之家透露称：“那段时间整个长城都开启了静默模式，不愿多接触媒体。”

  　　后来，随着时代的演进，长城汽车逐渐变得外向起来，只是对外展示的“IP”由王凤英变成了魏建军。此外，长城汽车增设了轮值总裁职务，孟祥军、穆峰等身上充满了“魏式风格”的高管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，自此，而身为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凤英开始深居简出，韬光养晦，人们很难再从媒体上看到关于她的报道。

  时代变了

  　　在吸收完SUV市场巨大增长红利后，长城如愿以偿走向了巅峰，但这时候的魏建军，对于未来却恐惧了起来。“长城汽车挺得过明年么。”在2020年企业成立30周年之际，长城汽车官方发布了一则微电影，在其中，魏建军不停地用这句话拷问自己。

  　　2021年，长城汽车科技节中，王凤英终于露面，披着黑色大衣的她显得是那么雍容华贵、从容不迫，但也和周围那些穿着长城文化衫的高管、嘉宾们显得格格不入。

  　　科技节后的投资者沟通会上，魏建军重申了对于人才和组织架构改革的观点，他表示长城汽车的3.0组织架构下，每个人都是角色，这可以淡化领导与被领导的概念。“大家对权力的追求就没那么强，就被业务取代了。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未来也是角色，董事长也可以轮值。”

  　　董事长都能轮值，何况副董事长呢？

  　　其实，最近几年，长城汽车在人才梯队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在2017-2018年，长城广纳贤才，接连吸引到单红艳、刘智丰、宁述勇、柳燕、文飞等业界大咖加盟，一时间被传为佳话。可两年不到，除文飞外，这批高管纷纷离职，有去行业协会的，有合伙创业的，还有回家照顾老人的……

  　　“不适应，他们根本无法适应长城，走是早晚的事。”一位接近长城汽车的消息人士表示。这种不适应主要是两种，第一是企业文化，第二是保定这个城市。“文化上太多条条框框，有的人难以施展抱负；在地域上，保定还是太小了，不利于吸纳人才。”

  　　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，在长城汽车发展初期，一个位于保定的小规模民营车企，很难吸引到高素质人才。为了让手下员工整体水平迅速提升，长城制定了一系列军事化管理措施，这些措施也被时人称为“魏式炼狱”。

  　　比如新员工入职就要接受军训，救护车就在军训场地上停着，有人中暑晕倒就地抢救，等缓过来后继续训练；比如把厂区大门口安装测速仪器，如果员工走路速度不合乎“5秒7步”的要求，就要收到警告及罚款；比如办公楼电梯只能停靠在8层、13层、16层，如有1人乱按，全电梯人都要受罚……

  　　这一套体系下来，每名员工都能迅速成为长城所需要的那颗螺丝钉，整个企业的效率可以迅速增长，成本可以极大程度的下降。

  　　曾有传闻称，在哈弗H6连续夺得SUV市场销量冠军时，大众曾买来这辆车进行内部拆解，得出的结论是——给我们同等的预算去做一辆和哈弗H6一样的车型，我们是做不出来的。

  　　在传统制造业时代，这套方案无往不利，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技术的进步，汽车工业早已和科技、时尚领域绑定在一起，员工需要年轻化、需要创造力、需要足够的发挥空间。长城汽车的老一套体系，无疑有些过时了。

  　　显然，对于一批高管的离职，长城汽车是有过反思的。在2020年该企业就曾公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方面。比如长城汽车启动了科技人才万人计划，将大力吸引各领域优秀人才，而为了让这些人才心甘情愿的加入长城、留在长城，这家企业将制定全新的文化理念体系，从企业文化上彻底消除资历、打破级别，而那些那些空有资历，却不愿变革，不愿创新，不敢试错的人，将被排除出长城汽车的干部序列。

  　　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，王凤英的成功，属于上个时代，到现在，也该到逐渐退居幕后，给年轻人支持的时候了。也有评论人士认为，进入单核时代后，长城的管理也会更垂直，某些决策执行速度也会加快。

  　　随着企业的发展、时代的变革，第一代打江山的功臣们往往无法陪着老大走到最后。当年，吉利的初期阶段，李书福手下有赵福全、刘金良、安聪慧、尹大庆这“四大金刚”，然而到了现在，这四位或选择出走，或被核心管理圈层逐渐疏远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李东辉、袁小林、淦家阅等新一代领导人。

  　　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虽然常年身居高位，但王凤英的生活十分简朴。有人说，她常穿的一件衬衣才花了40元；有人说，到现在她的座驾都是长城酷熊；也有人说，工作之余她的爱好不是购物、旅游，而是居家做衣服。她的手艺很好，只要她见过的款式，都能做出来……对于长城，她从来都是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，有人问她原因，她只答道：“长城就像自己的家一样，做任何事都是无怨无悔的。”